文学创作与周易的关系 （2）：文学创作与周易的关系 （2） 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，《围城》的独特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构思的精妙、意蕴的深邃，还得力于钱钟书匠心独运的遣词造句和奇巧……91运势网（www.91fafa.com）小编为你整理了本篇文章，希望能解你之惑！
文学创作与周易的关系 （2）
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，《围城》的独特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构思的精妙、意蕴的深邃，还得力于钱钟书匠心独运的遣词造句和奇巧新颖的精辟妙喻。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重视是钱先生散文、小说等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，也是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。
“修辞立其诚”是《周易·文言》里的一个传统文学理论命题，钱钟书对此命题进行了极富新意的阐发，以表达他的文学表达论和修辞观。他说：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，而无真妄之别，此一事也。所谓‘真妄’，果取决于世眼乎?抑取决于文艺之自身乎?使取决于世眼，则文艺所言，什九皆世眼所谓虚妄，无文艺可也……所谓‘不为无病呻吟’者即‘修辞立其诚’之说也；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，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，方为文艺之佳作耳……盖必精于修词，方足立诚；非谓立诚以后，修词遂精。舍修词而外，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?
钱钟书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心性修养和创作态度之外别开生面，转而强调修辞本身的价值，充分肯定文学语言表达的重要地位和意义。他所讲的“修词”，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，而是泛指一般的文学表达。当然，能达到某种特定效果的文学表达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之后，它也就变成了一种修辞格。如“比喻”就是钱先生十分重视的文学修辞格之一，他反复强调“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”，“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”。
钱钟书在对《周易正义》的研究中，生发出了他关于“比喻”修辞的两个核心观念。
第一，关于“比喻”的产生机制，他认为喻体与本体之间是非一非异、撮合相成。在释《周易·睽》卦时，联系《周易·睽》卦的《彖》辞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”，《周易·革》卦的《彖》辞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”，和《周易·咸》卦的《彖》辞“咸，感也，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”，钱钟书指出：“同类相感；然二女同居则同中之同，故反致睽乖。”接着他又引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晏子论“和”与“同”之说，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?若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?同之不可也如是”，由此他得出结论：“盖全同而至于‘一’，绝异而至于‘睽’，则不能‘感’，必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始可”。钱先生这段有关《周易正义》的研究文字，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比喻修辞而发，却与他对比喻修辞产生机制的有关论述不谋而合。他在《读(拉奥孔)》中说：“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。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，否则彼此无法合拢；它们又有不同之处，否则彼此无法分辨。两者全不合，不能相比；两者全不分，无须相比。”09比喻的生成在于两者间既相似而实不同。
在阐释了比喻的产生机制之后，钱钟书还就本体、喻体的异同程度与比喻效果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。他在《落日颂》里说：“我常想，每一种修词的技巧都有逻辑的根据……一个比喻就是割截的类比推理。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，至少要有一点相合；否则，修词学上的比喻牵强，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。”他在《管锥编·全汉文卷二十二》中又云：“取譬有行媒之称，杂物成文，撮合语言眷属。释书常言‘不即不离’，‘非一非异’，窃谓可以通于比喻之理”。论及的不仅仅是如何打比方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打精彩的比方。他说：“当然，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。比喻不仅要有伦类并且要能贴切，一个有伦类而不贴切的比喻我们唤作散漫比喻……诗人心思锐敏，能见到‘貌异心同’的地方，抓住常人所看不到而想得懂的类似之点，创造新的比喻。”他又说：“所以佛经里讲‘分喻’，相比的东西只有‘多分’或‘少分’相类。不同处愈多愈大，则相同处愈有烘托；分得愈远，则合得愈出人意表，比喻就愈新颖。”落实到文学创作中，他指出“夸饰以不可能为能，譬喻以不同类为类……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”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
第二，关于比喻的两柄与多边，他认为两者正起到了相反相辅以成的功能。在对《周易正义·归妹》的解读中，钱钟书比较了《归妹》卦初九爻辞与《履》卦六三爻辞，他指出：“二卦拟象全同，而旨归适反。《归妹》之于跛、眇，取之之意也，尚有憾尔；《履》之于跛、眇，弃之之意也，不无惜尔。一抑而终扬，一扬而仍抑……同此事物，援为比喻，或以褒，或以贬，或示喜，或示恶，词气迥异；修词之学，亟宜拈示。”他说：“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。盖事物一而已，然非止一性一能，遂不限于一功一效。取譬者用心或别，着眼因殊，指(denotatum)同而旨(signiifca-tum)则异；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，守常处变。”这一命题在此提出后，复散见于《管锥编》的其他篇章中，成为钱先生论比喻修辞的核心观念。
立象以尽意，即用比喻来说明义理，是《周易》的一个显著特色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云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又云：“是故《易》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”钱先生清楚的看到了“《易》之象”与“《诗》之象”的区别，认为前者是“义理寄宿之蘧庐也，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”；后者才是“文情归宿之菟裘也，哭斯歌斯，聚骨肉之家室也”。但是这种区分并没有导致他对《易》象爻辞的忽视和贬低；相反，他认为：“倘视《易》之象如《诗》之喻，未尝不可摭我春华，拾其芳草”；“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、得言而欲忘之象，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、含英咀华”。他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出发，对《周易》比喻修辞的一些特殊取象规律进行探索。他认为《周易》里存在着“反象以徵”的手法。如《革》卦“初九：巩用黄牛之革”，其《象》日：“巩用黄牛，不可以有为也”。钱先生认为：“盖以牛革象事物之牢固不易变更，以见积重难返，习俗难移，革故鼎新，其事殊艰也。夫以‘难变之物’，为‘变改之名’，象之与意，大似凿枘。此固屡见不鲜者，姑命之日‘反象以徵’(Reversesymbolism)。”他又说：“宗教家言常以空无一物之虚堂、净无点墨之白纸，象示所谓至大极本之真质，即反象以徵之充类至尽。”这种分析展示了文学形象性语言的多义性，为理解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有无相生、虚实相生命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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